作者｜李井奎

經濟學家、科普作者

2023年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22年的國民經濟運行數據，人口方面的數據尤為引人矚目：2022年中國人口出現了近61年來的首次人口負增長，比上年末減少了85萬人。

但是，在全國人口負增長的形勢下，仍有五個省份宣布2022年常住人口實現了正的增長，分別是廣西、江西、青海、甘肅和重慶。其中，重慶的情況最令人矚目。

引起一個地區人口數量變化的原因有兩個：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重慶2022全年出生人口19.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5.98‰；死亡人口26.0萬人，人口死亡率為8.09‰；人口自然增長率其實為-2.11‰。

在全國人口負增長以及自身自然增長率也負增長的情況下，重慶還實現了人口的正增長，這說明省際間流入對重慶當地常住人口的增長起到了重要的拉動作用。

據報道，在過去10年，重慶年均增加常住人口26.8萬，吸引了大量外地人去重慶定居。

人口存量競爭：吸引勞動力遷入將比招商引資更重要

在中國人口負增長的大環境下，要想在短期內刺激自然生育率增長存在著諸多困難，但，不同地區卻可以通過不同的政策措施、制度差異，來吸引存量人口（勞動力）遷入。

重慶這些年成為了全國網紅城市，旅游打卡地，在全國樹立了良好的口碑。相比之下，比重慶擁有更多有利條件的東北地區，卻成了一個反面，人口一直處于持續流出的情況。

全國人口負增長時代的來臨，將引發區域競爭的新形式，其表現就是對勞動力的搶奪。

而這與改革開放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表現出的地方招商引資的競爭形式全然不同。

2009年，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在其出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認為我國以縣際競爭為代表的地區間競爭，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猛發展的根本原因。他還表示，這個制度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增長效率的制度。具體來說，就是各個縣通過比拼招商引資、土地利用、發展工業和制造業，既解決了地方就業問題，又帶來經濟增長，當然，也貢獻了稅收。

張五常認為，這套制度就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樣，縣級政府與上級政府是承包關系，縣級政府與域內企業也是承包關系。域內企業給縣政府、縣政府給上級政府都要“交租”，張五常教授認為這個租金就是增值稅。

這種“承包制”客觀上促進了縣級政府的增長欲望，提升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于是，通過諸如壓低當地資產價格（主要是地價）、給企業補貼、極具縣域特色的快速行政審批等政策，競爭優勝的縣吸引了眾多企業落戶，帶來經濟活力的同時，也帶來地方稅收的充盈。

但是，我國經過四十多年的經濟發展，時移事易，這一套競爭方式也走到了盡頭。

尤其是到了人口負增長的今天，如何更有效地吸引勞動力流入，打造地方的宜居形象，開始成為各地優先考慮的因素之一。畢竟，離開了人口的增長，一個地方的經濟增長是不可能實現的。

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在經歷快速增長時，都離不開較高的人口增長和勞動力供給的增加。1812年英美戰爭結束之后，美國迎來了第一波快速發展的浪潮，紡織業、裝備制造業等輕重工業體系大發展，到美國內戰之后，美國已經初步建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超過英國，躍居世界第一。

而同一時期，美國的人口也有了很大的增長，不僅生育率在人口轉型之前維持在高位，而且大量移民涌入美國。1860年，全美人口才3100多萬，到了1920年，全美人口已經超過1億，且城市人口比例從之前的20%提高到了50%。

歐洲尤其是德國在1870年之后的發展，也經歷了與美國相同的過程。

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他的名著《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書中稱贊那個時代：“伴隨著歐洲人口的增長，一方面，有更多的人移民他國，在新的國度從事耕種，另一方面，為了維持這些移民人口，需要生產更多的工業品和資本品，需要修建鐵路，建造船只，以向歐洲供應食物以及那些來自遙遠異域的原材料，歐洲也需要吸收更多的工人。”

同時，凱恩斯還特別提到德國等幾個主要國家的人口增長狀況。“1870年，德國的人口約為四千萬。到了1892年的時候，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了五千萬，而截至1914年6月30日，德國人口已達六千八百萬左右。在戰前的數年當中，每年大約增長八十五萬人，其中移居他國的人口，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之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只有在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進行了影響深遠的轉型時，如此巨大的人口增長方才是唯一可能實現的。”

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國二戰后的嬰兒潮以及日本戰后人口的激增，也都伴隨出現了這兩個國家后來的經濟繁榮景象。

同樣的情況其實也發生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中國身上。

如何吸引勞動力？

在經濟學的標準增長模型中，經濟增長始終與人口增長緊密聯系在一起。

最經典的經濟增長模型，莫過于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洛教授在上個世紀50年代開發的索洛增長模型。這個模型雖然把人口增長作為外生參數納入模型，但提高人口增長率，經濟增長的結果總是更好，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

在1960年代發展起來的不考慮知識和創新的拉姆齊-卡斯-庫普曼斯增長模型，以及世代交疊模型中，人口增長率起著與索洛模型中同樣的作用。

而在許多基于知識和創新的增長模型中，比如保羅·羅默的內生增長模型，以及以創新研究著稱的阿吉翁提出的增長模型，還有著名經濟增長理論家查爾斯·瓊斯提出的半內生增長模型，人口規模同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些學者看來，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擁有更多的人口就意味著擁有更多的研究人員，這會為該國帶來更多的新思想和更高的經濟增長水平。

全國人口進入負增長的時代，我國各地方政府會逐漸認識到，此后的地方競爭形式將不僅體現在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上，還將體現在提供更宜居的環境，完善居民生活基礎設施等民生條件這類競爭形式上。而重慶在轉變這一認識方面，走在了全國的前列。

首先，重慶市綜合經濟實力近年來的提升，公共服務品質顯著增強，生態環境持續向好，其宜居宜業宜游的特色山城魅力更加得到彰顯，吸引了大批“新重慶人”到這里安居樂業。

其次，重慶市的雙城經濟圈建設全面提速，城鎮化建設加快推進，推動了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其2021年縣域經濟增速同比高達12%，也使得許多農民工返鄉就近就業的意愿增強。

此外，不得不說，重慶市政府在實施務工人員返鄉就業安居工程方面所做的努力，為推動回流人口市民化也提供了相當有利的條件。

總而言之，人口負增長時代的到來，會引發各地方政府在改進本地方營商環境，吸引更多企業落戶的同時，提高它們在改善民生、宜居度方面的競爭力度。

也許，這會是人口負增長這一令人沮喪的現實背后，我國經濟制度未來可能閃現的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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